管涛：强调稳物价不等于央行货币政策立即转向

　　报告指出，国内消费恢复面临居民收入不振、资产负债表受损和消费场景受限等挑战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还存在一些难点堵点，服务业恢复基础尚不牢固，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。这是影响市场主体加杠杆的意愿和能力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需求收缩也影响中国物价走势。与日本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均达到2%以上不同，中国CPI增速虽然超过了2%，甚至略高于日本，但核心CPI一直在1%左右。7月份，中国核心CPI与CPI的负缺口为1.9个百分点(见图1和图2)。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结构性通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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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报告重点强调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“加法”：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，重点发力支持基础设施领域建设，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；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，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；用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、科技创新、普惠养老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和碳减排支持工具，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、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、市场主体倾斜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　　3月中旬以来，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、俄乌冲突风险外溢和美联储激进紧缩等超预期冲击，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仅有2.5%。为此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，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。同时，政策底线(或者退而求其次)是保住就业岗位、稳住物价水平。

　　预计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，下半年央行会慎重使用。

　　报告指出，随着PPI(生产者价格指数)加速向CPI传导、猪周期触底回升拉高食品价格，以及国际能源价格高企推动国内交通出行、相关产业链终端消费品等更广范围的价格上涨，中国CPI运行中枢较上半年1.7%的水平将有所抬升，一些月份涨幅可能阶段性突破3%，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。但是，PPI与CPI“剪刀差”收敛，有助于缓解中下游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，畅通经济循环，不能“一棍子打死”(见图2)。国内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总体充裕，市场保供稳价力度在加大，中国保持总体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既有信心也有条件。况且，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也不宜简单套用发达经济体通常2%左右的通胀目标，而应该有更高的容忍度。

　　因此，夯实经济恢复基础，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同样是中国当前主要的经济工作。在国内总体通胀和汇率贬值压力有限的情况下，轻启货币政策转向或是本末倒置。特别是，若用作为总量宏观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通胀问题，恐怕也是“大炮打蚊子”。

　　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，国内有“三重压力”的背景下，中国保持物价稳定，促进了经济平稳运行，加强了民生保障，拓展了财政货币政策空间。这与前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，中国保持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对克制密切相关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更为突出的矛盾是需求不足，经济偏下行压力。前七个月，制造业PMI(采购经理人指数)均值为49.4%，低于荣枯线。其中，生产指数均值为49.6%，新订单指数均值为48.4%，显示供给和需求景气均偏弱，但需求景气度更弱(见图3)。

　　诚然，三个“兼顾”的说法有些新意，但货币政策总基调却是一以贯之的。2019年底央行行长易纲撰文指出，在世界经济可能处在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，要做好“中长跑”的准备，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，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在这种指导思想下，2020年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时，中国拒绝了财政货币政策过度刺激的诱惑，不搞“大水漫灌”，做好跨周期调节。这为当前国内保持物价稳定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。现在汲取欧美高通胀回归的教训，只是重申了不超发货币的立场，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要立即对国内通胀变化作出响应。

　　稳物价是重要目标却非中国当前突出矛盾

　　市场将之解读为，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将由稳增长转向稳物价。笔者却不以为然。

　　日前，央行发布了《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(下称“报告”)，重点阐述了全球高通胀环境下中国的结构性通胀问题，强调要抓好政策措施落实，着力稳就业稳物价，要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，不搞“大水漫灌”，不超发货币，要密切关注国内外通胀形势变化，夯实国内粮食稳产增产、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有利条件，做好妥善应对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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